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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刺客游侠之比较
收录时间:2022-11-25 21:35:51  浏览:0
史记中 “刺客游侠之比较 中国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孕育了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侠客,千百年来歌咏侠客的诗篇,称颂侠客的传奇举不胜举、蔚为可观。炎黄子孙有一个但愿长作不愿醒的多彩“侠客梦”,东方文明留下了令人咀嚼回味不已的侠文化。那么这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?追本溯源,司马迁是为侠客作传的第一人,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这两篇奇崛文字是打开后世侠文学的两个泉眼。虽然随着历史推移, “侠客”以一个完整的形象屹立于文学长廓,但肇端之初,刺客与游侠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。他们身上不仅有相同相似之处,也存在很多差别。不如让我们翻开史记,将这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作一番浅析。 人物是历史中的人物,有他们生活的社会语境;每一个人物又都是“这个”,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品格;此外,人物又都是作家笔下诞生的、塑造的,作家的创作艺术也有很重要的作用。从社会时代、文化品格、创作艺术三方面考察刺客与游侠,二者的差别就明朗了。一、社会时代之异刺客列传所传五人,生活在动荡的战国时代。随着周天子的衰微,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/动荡不安的社会催动人们的社会责任感、对人生的关怀、自我意识与自尊情感逐渐觉醒,日益浓厚。有口才,善于审时度势的人,奔走于各国之间成为策士,即纵横家。研究学问,设馆授徒,讲学走天下之人成为学士,即儒生。余下最下层一类人:大多文化修养不高,又没有多少赀财,只能勉强糊口度日,空有一腔凌云之志、报国热血。他们也渴望实现辉煌的人生,建立不朽的功业,得到社会的认可。与此同时,四分五裂的***局面促使各诸侯广招人才为我所用,养士、用士之风弥烈。于是,欲伸之志与用士之风两相契合,造就了天下间第一种激烈人 刺客。他们没有***的地位,只能依附于权贵门下,成为***权势的一种附庸。游侠之名,虽然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,但由于“自秦以来,湮灭不见”,故游侠列传所传之侠集中于秦汉以来。秦始皇统一中国,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。秦汉政权El益巩固,统治 阶级对待士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;作为战国乱世产物游侠,地位一落千丈,甚至到了用之如虎、不用如鼠的境地。游侠到了秦汉之际便与贵族王权相脱离。但战国时期思想观念对游侠的影响依然存在。礼记中载有“言必先信,行必中正”之语;儒家好名又讲究信诺,受人之托全力以赴;墨子提倡“有力者疾以助人,有财者勉以分人,有道者劝以教人”,从而达到“饥者得食,寒者得衣,劳者得息”。在这些思想影响下,游侠刻意修身立名,以扶危济困为己任。而秦汉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,孑L子所主张的“仁政”、“攻心”、“化性”,轻视“怪力乱神”,从根本上否定了游侠的存在。结果游侠便成了一个***阶层: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相对抗,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“扦当世之文罔”;一方面又与思想界相对立“儒、墨皆排摈不载”。于是游侠走下***舞台,走入民间,从***家的工具变成我行我素轻视公卿的***一群。 刺客与游侠生活的社会时代土壤的差异,使刺客成为“脱身***里,杀入红尘中” (李白侠客行)专为恩主行刺之人;游侠则成为轻生高气、急人之难,施恩而不求回报的另一种人。 二、文化品格之殊 不仅社会语境不同,表现在文本当中刺客、游侠的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,突出表现在思想特征、精神气质和悲剧色彩等方面。思想观念是人行动的航标,不同思想指导下人的行为表现不同。刺客与游侠文化品格上的差异,归根到底是二者思想主旨不同造成的。刺客重感情,讲报恩;游侠重原则,讲施恩。刺客不是嗜血好杀的魔鬼,不是轻易许诺的莽撞之徒,也不是精神***热衷于***自残的自虐狂。相反,他们是极重感情的热血之士。曹沫“以勇力事鲁庄公,庄公好力”,即使在曹沫为鲁将,与齐战,三败北,鲁割地求和的情况下,庄公“犹复以为将”。庄公的厚爱与信任给了曹沫以巨大的情感力量,于是曹沫柯盟之时以***劫桓公,为了庄公,为了鲁国前去行刺。专诸刺吴王僚,有人认为“司马迁传刺客五人,专诸为下”,理由是助纣为虐、不辨忠***。实际上专诸之所以为公子光刺吴王僚,在于“光既得专诸,善客待之”,且行刺之前“公子光顿首日: 光之身,子之身也。”两人二位一体,公子光是专诸的知己。为光刺僚则正体现出专诸重情讲义,心之诚、情之厚。豫让刺赵襄子,执着不悔,豫让自己说的明白: “范、中行氏皆众人遇我,我故众人报之。至于智伯,国士遇我,我故国士报之。”荆轲初至燕,“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。荆轲嗜酒, 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。酒酣以往,高渐离击筑,荆轲和而歌于市中,相乐也,已而相泣,旁若无人者。”在稠人闹市之中慷慨悲歌旁若无人,这非矫情造作,非玩世不恭,更非放浪形骸及时行乐,而是刺客寂寞的泪水,是刺客寂寞的呐喊。恩主的知遇点燃了刺客胸中的烈 火。于是荆轲敢冒天下险,为太子丹金殿刺秦王。因为重情,所以无所谓忠***,无所谓名利,更无所谓生死。谁知我,我死谁!至于游侠则重原则,讲施恩。“今游侠,其行虽不轨于正义,然其言必信。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厄困。既已存亡死生矣,而不矜其能,羞伐其德,盖亦有足多者焉。”游侠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依据心中行为准则:“修行砥名,声施于天下”,“廉洁退让”急人之难。他们把救助厄困的社会道德推向极至,为了履行道德责任施恩于人可以“扦当世之文罔”,可“以躯借交报,藏命作***,剽攻不休,及铸钱掘冢。”朱家“振人不赡,先从贫贱始”, “专趋人之急,甚己之私。”救季布之难后“及布尊贵,终身不见也。”不求回报。田仲、剧孟、王孟等亦皆是行侠讲信之人。郭解以“折节为俭,以德报怨,厚施而薄望”,“振人之命,不矜其功”为行为规范。当自己侄儿被杀,郭解没有贸然***行凶,而是暗中了解情况后,作出公允评判“公杀之固当,吾儿不道”。可见,游侠所追求的目标是主持人间正义,而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矛盾的时候,往往大义灭亲以维正道。当有人“箕居视之”表现出无礼之态时,郭解不先究人过,而先查己过“是吾德不修也”更以德报怨,***脱其人践更之役,又替人排仇解难不求名利。足见游侠乃是以人间公理正道捍卫者形象立世的,其施恩是源于原则的力量。刺客是胸中有一把火之人,因情感的催动可以不计后果、不计名利、不计生死,为情而战;游侠是心中有一把尺之人,行事有所依凭,守信讲义,为理而战。不同的思想观念引导他们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。 “客”因勇显而“侠” 以豪闻。刺客精神气质的核心是一个“勇”字。曹沫行刺之后,竟然弃***于埴下,就群臣之位而颜色不改,辞令如故。当其束手之机,桓公大可以擒而杀之,然而左右莫敢动者,在于曹沫的夺霸之气、壮士之风。豫让厕中刺襄子,襄子心动而惊;桥下伏击,马惊而警,足见其气逼人。荆轲刺秦,“群臣皆愕”“尽失其度”。可见刺客之勇有夺人心魄的力量。此外,刺客之勇非匹夫之勇,而是有勇有谋的智者之勇。专诸行刺之前做了仔细分析“方今吴外困于楚,而内无骨骰之臣,是无如我何”,行刺之时,置匕于鱼炙之中,用心巧妙。荆轲借樊於期之头,燕国督亢地图及徐夫人之匕,合三者之利前去行刺,可谓大智大勇。刺客之勇还是一种带有血腥之气的勇。豫让为了行刺“变姓名为刑人”, “漆身为厉,吞炭为哑”, 自毁形状,行乞于市。聂政行刺之后, “皮面决眼,自屠出肠”,死后暴尸街头。荆轲行刺“左股断,身被八创。”其血腥之气愈浓,则愈显其勇。最后,刺客之勇更是一种执著之勇, “立意皎然,不欺其志”;豫让“盖棺事则已” 的执著,荆轲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坚定。由此观之,空有情,还不足以成为刺客。伯夷叔齐对故国之爱不能说不厚,比干对纣王之情不能说不深,然而他们之所以都成不了刺客,正在于他们缺乏勇气;慧星裂月,白虹贯日,一股激荡天地的勇气力量!游侠在精神气质上则体现一个“豪”字。不将荣辱名利放在心上的豪爽之气,不为己欲专门利人的豪拔之气。游侠急人之难,不是出于金钱、权势、名利的考虑,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。合于义,则为之,不计报偿;不合义,则不为,千金难动其心。朱家于季布尊贵之后终身不见;剧孟死后家 无余十金之财;郭解及徙茂陵,家贫,不中赀。尽管贫穷,然一旦人有事相求,合于义,游侠则全力以赴,急人之难。这正是游侠精神力量的可贵之处,感人之处,这就是豪。豪,“可能济王法之穷,可以去人心之憾。”于是归聚之人则众: 自关东以来,莫不延颈与朱家交;剧孟母死,自远方送葬盖千乘;王孟以侠称江淮间;诸公闻郭解之义“益附焉”,“少年闻之,愈益莫解之行”,“诸公已故严重之,急为用”,及郭解徙家“诸公送出者千余万”“关中贤豪知与不知,闻其声,争交欢解。”刺客因勇震惊古今,游侠以豪感动天地。刺客可敬,游侠可叹。由于二者的思想特征、精神气质不同,刺客与游侠身上的悲剧色彩也不尽相同。刺客所作之事源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勇气,不足为外人道,也很难为别人所理解。刺客之死,死得轰轰烈烈,重于泰山。荆轲是刺客的集中代表。好读书论剑”, “为人深沉好书,其所游诸候,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。”荆轲可谓文韬武略兼备之士,然玉在璞中无有知者: “以术说卫元君,卫元君不用”;与盖聂论剑,“怒而目之”;与鲁句践博,“怒而叱之”。无人理解,无人赏识。及至燕,与狗屠、高渐离和歌于市,相乐已而相泣。荆轲是孤独的、苦闷的。为报知遇之情,慨然赴秦“登车而去,终已不顾”,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,“身被八创,知事不就,倚柱而笑,箕踞以骂。” 以荆轲为代表的刺客是完美的人物形象,他们的死即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,令人心惊动魄、肃然起敬,达到个人悲剧的极至。“令人浅读之而须眉四照,深读之则刻骨十分。”相比之下,游侠之死的个人悲剧色彩要淡一些。游侠列传中详记郭解。郭解不是一个完人;少年时性情残忍偏激,报复心极重。曾私自铸造钱币,偷掘坟墓***殉葬财物。及其年长方“折节为俭”。虽然郭解年少时行为不端,但年长后行侠仗义不失为有德之人。那么这样有德之人为什么会死呢?史记索隐述赞: “游侠豪居,籍籍有声,权行州里,力折公卿。”名为“游侠”,实似“白衣卿相”。景帝尽诛游侠之属,郭解最后被族诛,这不能不使人探问背后的社会原因。有德讲义忠信之人反遭屠戮,实乃社会不幸。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,侯之门仁义存,非虚言也。”游侠的悲剧令人可哀可叹,个人悲剧色彩虽不浓烈,但意义却更为深刻。刺客之悲,如慷慨羽声,令人目嗔牙裂,头发上指;游侠之悲,如变徵之音,令人欷歇感叹,垂泪涕泣。 综上可见,刺客与游侠的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。尽管二者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,但他们身上仍有很多交错的相似性,这些相似性使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中融合在一起。首先,他们都来自社会下层,都具有一股自下而上的抗暴精神。无论是以行刺的血腥方式,还是以行侠急困的温和方式,他们都开辟了除入仕、归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一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进行反抗。 其次,在精神品质上他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,无论是为了报恩还是急困,一旦受人之托则将终人之事,而且为了这千金之诺,可以轻生死,抛血躯。于是仗剑而行的外在形象与重义讲信、轻生高气的内在气质上的相通,使刺客与游侠很容易地合二为一,以一个高大的“侠客”形象屹立世间。儒侠、义侠、豪侠各式各样的侠客织就了多彩的“侠客梦”,开辟了下层民众的精神家园,在那里正义得以伸张,***得以铲除,人们的情感得以渲泻。 最后,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都具有尚奇色彩。西汉受楚地文化影响颇深,楚国文化“信巫鬼,重***祀。”这种巫风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,而史官又是从巫觋中脱胎而来。司马迁深受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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